-
董其昌说：“晋人书取韵，唐人书取法，宋人书取意，或曰：意不胜于法乎？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，非古人之意也。”1“宋人书取意”，而“自以其意为书”，后世或唱和为宋人尚意，那么，董其昌“宋人书取意”命题的审美依据究竟是什么，究竟什么是宋人的“意”。
读董其昌书论，对其所说的宋人自家之“意”不知所指。见宋人书论中苏轼《跋君谟飞白》曰：“物一理也，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。分科而医，医之衰也；占色而画，画之陋也。”2又见黄庭坚论苏轼书曰：“斯人深入理窟”。3读至此似有所悟。宋人诗学“理过其辞”，画学“写物必究其理”，宋书之“意”通于“理”乎？
理学作为宋代思想的主流形态，是宋代艺术的主流文化背景和审美基础。探讨宋代书学与理学的联系是个绕有兴味的课题，但要探讨两者的关系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。书学中虽然蕴含着一定的哲学观念，但要判断何种观念在起作用，更显朔迷离。对宋代书学与理学关系的探索，客观理性的治学态度尤其重要，既不夸大哲学对书学的作用，也不能忽视一个时期主流哲学形态对书学审美的渗透。
中国的理学——新儒学，习惯上称宋明理学。理学建立于宋代，经历了元、明两代而发展起来。然而，新儒学运动的发端，自唐代中期已经开始。
汉唐以降，佛老之学盛行，尤其是佛教在隋唐的鼎盛，代表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趋向的儒家学说受到冲击，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家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合界定，将尧、舜、禹、周、孔、孟“六君子”的学说归之为中华民族正统的思想体系——“道统”。宋明新儒家在继承“道统”的同时融合佛、道两家的心性功夫体验，发展成为庞大完整的理学思想系统。饶思光将理学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北宋道学，以张载为代表，核心问题是以“天”为中心的宇宙论；第二阶段是北宋后期到南宋的理学，以二程、朱熹为代表，是以“性”为核心的道德理性的形而上学；第三阶段是南宋后期到明代的心学，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，是以“心”为核心的主体性强化。那么，广义的理学是指宋明时期道学、理学和心学这一新儒学体系的综合，也是宋明时期思想的主流形态。从地域分野又分为廉（周敦颐）、洛（程颢、程颐兄弟）、关（张载）、闽（朱熹）四大学术系统。同时，宋明理学又有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派别，但他们的性质是共同的，共同承担了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：为发端于先秦的古典儒学提供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证明；以实现儒家圣人精神境界为理想人格和终极目的；论证了儒家道德原理的内在基础；以“存天理，去人欲”的道德实践为基础，为了实现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，根据《四书》提出了各种“为学（心性）功夫”即具体的修养方法。
与唐代以前的儒学不同的是，《四书》是理学价值系统与功夫系统的重要依据。理学讨论的问题是理气、心性、格物、致知、主敬、涵养、已发未发、道心人心、天理人欲、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等。这些问题大体上与《四书》有关，有的来源于《尚书》和《礼记》。对宋明理学的评价，国内外学界有一共识：即是它具有“近代化”文化现象，这一文化转向将中国文化推向了“合理精神”时代。“10世纪到11世纪后半叶，北宋鼎盛时期是近代型高速经济增长与合理精神充溢的‘东洋文艺复兴’甚至超越它的‘亚近代’”。4宋明理学作为古典儒家的复兴，适应了社会的合理化进程，它将抽象的“天理”与“心性”内涵合二为一，建立了系统的价值理性体系，这不由使人联想起康德的话：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，在我心中不断地引起景仰和敬畏。宋明理学家们证明的天理与心性的统一问题，正是700年后18世纪的康德毕生研究的核心课题。
然而，宋明理学这一中华民族的“合理精神”体系，在现当代缺少客观理性的认知。“从‘五四’洋溢着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到文革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治批判，戴震的所谓的‘以理杀人’成了知识阶层与社会公众用以鄙弃宋明理学的口头禅。”“如果我们不了解宋明理学‘存天理，去人欲’的本来意义何所指，更对康德为代表的强调理性主义的义务伦理学一无所知，文化的启蒙与批判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宣传的意义上，而经不起任何理论的历史的检验，更无法提升到高水平的人文反思了”。5
从文化视角分析，理学几乎成为宋代文人的精神现象学，宋代诗学和画学都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学的影响，在诗学中，程颢的“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。”周敦颐的“物皆有理我何者，天不能言人代之。”《濓洛风雅》所收的理学家诗皆属此类，这类诗被后人概括为“理障”。在画学中，画论家的审美基础则是“观物必造其质，写物必究其理”，6如苏子由题画诗所说：“吾观天地间，万事同一理”。7这一现象被视为宋代画学中的“理趣”。8现代西方一些中国画学研究者如何惠鉴、方闻，已经较普遍地意识到新儒学对画学的影响。大量文献表明，新儒学对书学同样产生了较深的影响。
两宋时期，集理学与书学于一身而名世的学者有张载、程颢、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朱熹、陆九渊等等。其中黄庭坚是北宋五子之首、理学先驱周敦颐的弟子，黄庭坚尊崇其老师周敦颐曰“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”。在庞大理学体系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书学，理学精神自然地成为其自身的审美基础，因此，寓理于书是为宋代书学的一大特点。
一、理一分殊
“理一分殊”是程颐在回答杨时关于《西铭》的疑问时提出来的，朱熹继承的程颐的思想，朱熹说：
天地之间，理一而已。然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则其大小之分，亲殊之等，至于十百千而不能齐也。……盖以乾为父，以坤为母，有生之类无物不然，所谓理一也。而人物之生，血脉之属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。9
合万物而言之，为一太极而一也。自其本而之末，则一理之实万物分之以为体，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。10
本只是一太极，而万物各有禀受，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。如月在天，只一而已，及散在江湖，则随之而见，不可谓月自分也。11
盖合而言之，万物统体一太极也；分而言之，一物各具一太极也。12
朱熹把万物作为一个总体来看，这个总体就是一个太极，是宇宙中的本体与本性，这个太极是一，万物中的每一个事物都禀受宇宙这个太极（理）作为自己的性理。这种关系叫做统体一太极，物物一太极。万物统体一太极是“理一”，每一物各具有自己的一太极是“分殊”。
所以，每个事物所包含的太极与本体的统体太极是完全相同的，这便是“理一分殊”。如程颐所说：“天下之一理也，涂虽殊而其归则同。”13
“理一分殊”的哲学观念在宋代书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。有人问张载：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书莫只是字法否？”张载答曰：此类有数法，如‘日’、‘月’字，是象形也；‘江’‘河’字，是谐其声也；‘考’‘老’字是假其类也；如此数法，若理会得，则天下之字皆可通矣”。14张载说的“数法”所指，应该是许慎说的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”，书不离万物，与万物浑然同体，“天下之字皆可通”，即通万物之理。有人问程颢，张旭观担夫与公主争道及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笔法，是否是因为心中日常不忘与思念而有感而发，程颢答曰：“然，需是思，方有感悟处；若不思，怎生的如此？然可惜张旭留心于书，若移此心于道，何所不至？” 此论寓理于书，张旭若用心与道，则能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，通乎天地人三才之理，何止乎书之道哉。15
宋室后裔，并由宋入元的赵孟兆页 说：“古来名刻世可数 ，余者未精心不降。欲使清风传万古，须如明月印千江”。“月印万川，处处皆圆”的思想来源于华严宗和禅宗，理学家们以比喻月是宇宙本体的太极，而印在万川之中的月是万物个体禀受的太极，欲使书作流传千古，需体悟统体一太极的终极境界，通“理一分殊”之理，则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如月印万川，处处皆圆。
苏轼所谓“苟能通其意，常谓不学可”，与陆九渊“先立于其大者”，朱熹“一旦豁然贯通”即思出一辙。有人问朱熹：“苍颉做字亦非细人？”朱子曰：“此亦非自撰出，自是理如此。如‘心’、 ‘性’等字，未有时如何撰得？只是有此理自流出。”16“理者，形而上之道也”17
二、主敬涵养
程颢说：“某写字时甚敬，非是要字好，只此是学。”18程颢“敬”字是理学家的“心性功夫”。
周敦颐说：“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，立人极焉。”19人是宇宙间最灵秀之气构成，自然地具有知觉和思维能力，由此也有了善与恶，无欲则静，圣人以主静的方式，对“中正仁义”进行涵养。
《周易·系辞》曰：“易无思也，无为也。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20周敦颐解释道：“无思，本也；思通，用也”。也就是说，“寂然不动”是本，“感而遂通”是用，“寂然不动”是圣人的“中正仁义”之心，通过“主静”来实现这一圣人境界，每用于事时遂“发而皆中节”，即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。
针对周敦颐的“主静”说，作为弟子的程颢和程颐有了更严密的认知，他们认为“静”往往被误解为是“空”的状态，易与佛教的“空”字混淆，进而提出“敬则自静”的命题。他们解释，《中庸》“息怒哀乐未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；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”。21这段话中的“喜怒哀乐未发”之心是圣人之心，即人心的一种敬畏状态，不是空静状态（两宋之际理学道南学派创始人杨时以为“未发”指性，“已发”指心，此当另论）。因此，二程提出了“持敬”论。朱熹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（二程→杨时→罗从颜→李桐→朱熹），又进一步发展完善为“主敬涵养”说。
“主敬涵养”旨在涵养本心，使之免受“人欲”侵蚀，本心既立，“感而遂通”，“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。云从龙，风从虎”，22无不“中节”。由此可领会程颢所说“写字时甚敬”的理学“功夫”内涵。
宋陈思曰：“夫书，先默坐静思，随意所适，言不出口，气不盈息，沉密神采，如对至尊，则无不善矣。”23这种书法创作的心性体验是宋代书家中较为普遍的心态。
朱熹说：“康节（邵雍赐号）先生自言大笔快意，而其书迹谨严如此，岂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者邪！”以敬畏之心作书，自由而合乎法度，这是邵雍涵养未发的功夫。朱熹在跋东坡书中曰：“然刚之所以近仁，为其不诎于欲，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。”24将“本心”引入书学，赋予书学以道德理性内涵。有人问朱熹：“明道（程颢）先生云，某写字时甚敬，非是要字好，只此是学，意谓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也。今作字匆匆则不复成字，是忘也；或作意令好，则愈不能好，是助也。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间也。”朱熹答曰：“若此说，则只是要字好矣，非明道先生之意也。”25写字时用“敬”并非只是“要字好”，“书之气，必达乎道，通混元之理。”26
三、性立天下之大本
李日华谓苏轼书尽得其“性”：“凡状物者，得其形，不若得其势；得其势，不若得其韵；得其韵，不若得其性。”27性立天下之大本，是二程二传弟子，南宋理学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的命题，他说：“形而上者谓之性，形而下者谓之物。性有大体，人尽之矣。一人之性，万物备之矣。”“性，天下之大本也。”“性也者，天地只所以立也。”28胡宏的“性本论”本质上与稍后朱熹的“理本论”是一致的，传统儒学只注重人性与物性，未能从宇宙普遍性的高度来了解“性”。胡宏认为，只有认识到“性”同时是天地的根据与本性，才能认识人性的意义。
李日华将理学的“性本论”引入对宋代书家的评论，并对书之“性”作了进一步解释：“性者物自然之天，照极而自呈，不容措意者也。”他主张，学书须体认“山川灵奇，透入性地，一时洒落，何患不臻妙境？”元代延续了宋代理学思想，韩性曰“盖书者，聚一成形；形质既具，其性见焉；异者则体，同者其理也。能尽其理，可以为则也……亦尽其理，不能不工耳。”29性与理的概念广泛的运用于书学审美。宋《宣和书谱》中有言：“盖以谓有规矩绳墨者，其习也，至于超诣绝尘处，则非性不可；二者相有以相成，相无以相废，至此然后可以论书欤！”这里提出了“习”与“性”的关系，“习”是为学功夫既涵养，“性”是本体。无习的工夫，其性不得而见；未知其性，功夫则没有方向和意义。杨雄则说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；声画形，君子小人见矣。”30那么，君子小人之别，应是道心人心之别，亦是“德性所知”和“见闻之知”的区别，这是书家寄予书学的道德理性。
四、心既是理
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十四岁时读先秦《尸子》，读到四方上下曰宇，古往今来曰宙的无限时空定义时，忽然悟到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便是宇宙。”有人问他的“本心”之学何所受，他说是少时读《孟子》自家所得。陆九渊有个弟子杨简时任富阳县主薄，陆过富阳，杨简提问：“如何是本心？”陆回答孟子讲的四瑞是本心，杨简说自幼时就知道四端是本心，究竟什么是本心？此时正值有一桩卖扇子的纠纷案告到县衙，杨简随即当庭断是非，陆九渊即说，你刚才断其讼，是者知其为是，非者知其为非，这就是你的本心，杨简闻此大悟。从孟子到陆九渊，本心指先验的道德意识，“理”不在事物，而在自己心中。道德理性的标准尺度，要向内心去找，这便是圣人之心或本心。这个说法强调道德意识是每个人的本来状态，它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人身上，是永恒普遍的，所以“心即是理”成了陆九渊的核心思想。
宋书学大家陈师道说：“善书不择纸笔，妙在心手，不在物也。古之至人耳目更用者，惟心而已。”31善书者在心不在物，这一强调心的主体性的结论，与陆九渊的心本论命题同出一理，书学的审美判断尺度也同样不在物上，不在某某法帖，而在于自己的“本心”即内心世界的纯粹审美判断，既是通往每个人心灵世界的审美共性。
黄山谷论苏轼墨迹时说：“夫惟天才逸群，心法无轨，笔与心机释冰成水，立之南荣视其胸中无畦畛八窗玲珑者也，吾闻斯人深入理窟。”32
黄山谷在融合佛学与书学的同时，寓理于书，书理一如，以书载道，“心法”与“理窟”浑然同体。陆九渊说：“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，心即理也。”此心与理，与孟子的“大其心，则能体天下之物，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”，与《尚书·大禹谟》的“道心”、陆九渊的宇宙之心和二程的“天理”体验；与苏格拉底证明的至善理念、康德论证的纯粹审美判断是相通的。
宋代书家在理学“合理精神”文化的涵养下，走出知识理性范畴，进入道德理性的“理窟”，使其成为为先验本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体验。
此所谓宋人之“意”在乎“理”也。
2005年6月30日
1．《容台别集》卷二《书品》，引自黄惇《董其昌书法论注》，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6页
2．《苏轼文集》卷六九《跋君谟飞白》，引自敏泽《中国美学思想史》，齐鲁书社1989年版，卷二，第432页。
3．《豫章先生文集》卷一，《东坡先生墨戏赋》，引自李福顺《苏轼书画史料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181页。
4．堺屋太一《知识价值革命》，三联书社1987年版，第151页。
5．陈来《宋明理学》（第二版）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《引言·宋明理学的证明》，第1页。
6．朱良志《扁舟一叶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73页。
7．《王维吴道子画》，《定城集》卷二。
8．引自朱良志《扁舟一叶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73页。
9．《西铭解义》，引自《张子全书》卷一。
10．《通书解》，引自《周敦颐集》，第31页。
11．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四，第2409页。
12．《太极图说解》，引自《周敦颐集》，第4页。
13．《宋元学案》卷三十九《豫章学案》
14．《性理会通·字学》，一节。
15．同上。
16．同上。
17．《答黄道夫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五十八。
18．《性理会通·字学》一节。
19．《太极图说》，《周敦颐集》，第5、6页。
20．朱熹《周易本义》卷三，第六一页。
21．《中庸》，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一八页。
22．朱熹《周易本义》卷一，《乾卦·文言》。
23．陈思《书苑菁华》卷一。
24．《晦庵题跋》卷二。
25．《性理会通·字学》一节。
26．佚名《记白云先生书诀》
27．《竹嫩画媵》，引自李福顺《苏轼书画史料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286页。
28．《知言疑义》，《胡宏集》，第333页。
29．韩性《书则》。韩性（1266-1341），元学者，书家。
30．杨雄《法言》。
31．陈师道《后山谈丛》。
32．《豫章先生文集》卷一，黄庭坚《东坡先生墨戏赋》，引自李福顺《苏轼书画史料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181页。
|
-
协会公告
-
-
协会动态
-
-
美术展厅
-
|
